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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八部sf發布站為套路貸提供引流推廣、廣告宣傳成立詐騙罪還是幫助

時間:2021-06-14 15:47:08|瀏覽:

  原標題:為套路貸提供引流推廣、廣告宣傳,成立詐騙罪還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關于套路貸案件中的共同犯罪,以及各類涉案人員構成何罪名的問題,既包括放貸平臺與借款軟件開發、提供者之間的罪名關系,也包括放貸平臺與第三方支付、外包催收公司之間的罪名關系。本文著重探討的是引流推廣平臺的罪名認定,即對于部分放貸平臺確實構成套路貸、詐騙罪的前提下,如何認定引流推廣平臺中相關涉案人員的罪名。

  很多人會說,既然是共同犯罪,放貸主體已經成立詐騙罪,那么提供引流推廣、廣告宣傳的涉案人員,肯定是為套路貸犯罪提供了幫助,一定也成立詐騙罪,只是可以按照幫助犯進行處罰。

  上述認定是依據刑法中傳統的共同犯罪理論,但是近年來,由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的高發,其所關聯的上下游犯罪鏈條日漸繁瑣,雖然多數“幫助行為”都具有可處罰性,但是如果全部以詐騙罪的幫助犯進行定罪處罰,很多案件難以做到罪刑責相適應。這也是為什么后續立法設置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罪名,其根本原因是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輕罪”定性,對于部分涉案人員的量刑會更為適當。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最高刑期為三年。

  雖然該條文第三款強調,成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前提下,如果行為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但是司法實務中,不少法院還是會規避多罪名的探討問題,往往會做出非此即彼的罪名選擇,即將該類行為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前提下,不再認定詐騙罪等其他罪名。

  所以從刑事辯護的角度,對于為套路貸提供引流推廣、廣告宣傳的涉案人員,就存在了罪名認定的爭議和輕罪辯護的空間。司法實務中確有部分案件,引流推廣平臺的涉案人員被認定為詐騙罪,其根本原因是引流推廣平臺與放貸平臺在公司架構、人員組成、主要業務上密切的關聯性,很多甚至本身就是關聯公司。但是也確有相當一部分案件,法院是按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量刑。

  但是兩個罪名最終的量刑區別是顯而易見的,此類案件一旦認定詐騙罪,數額很難低于50萬,基礎刑期10年以下,即使認定為從犯,也是3-10年;但是一旦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刑期最高三年,其可爭取的輕判空間則更寬,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同時,金律師整合以下幾起涉套路貸案件中引流推廣平臺的案例,最終法院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為該類案件的刑事辯護提供參考。

  參考案例一:方某某、汪某、姚某等被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2020)浙0226刑初456號

  裁判理由:2018年10月,被告人方某某、汪某共同成立QF公司,從事網絡放貸APP軟件的開發及銷售、運行維護、風險控制、引流推廣等活動,雇傭被告人姚某為技術部主管,負責軟件開發及運行維護,雇傭被告人吳某甲為運營部主管,負責對接網絡放貸人及收取相關費用,伙同他人指使被告人應某某為網絡放貸人提供引流推廣服務及收取引流費。被告人方某某、汪某又伙同他人以YJ公司名義對外銷售部分QF公司開發制作的網絡放貸APP軟件及向網絡放貸人提供運行維護、風險控制、引流推廣等服務,被告人虞某受雇管理YJ公司并提供銀行賬戶供YJ公司收取相關費用。

  截止至2019年3月22日,被告人方某某、汪某等人共計制作、銷售“火龍果”、“西瓜巴士”、“AK47”等60余個網絡放貸APP軟件,其中“小葫蘆”、“花蜜蜂”等14個網絡放貸APP軟件以YJ公司名義出售。通過銷售定制網貸APP軟件,后期部分APP引流推廣、風險控制、運行維護等幫助行為,幫助嚴某、嚴某甲、賴某某等人實施“套路貸”犯罪活動。

  本院認為,被告人方某某、汪某、姚某、吳某某、應某某、虞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結伙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技術支持及廣告推廣等幫助,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參考案例二:裴某某、虢某某、閆某某等被控敲詐勒索罪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2020)閩0823刑初193號

  裁判理由:2018年11月,被告人顏某某提議并伙同被告人王某某、顏某某、項某某等人共同出資成立“ZL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從事非法小額網絡放貸活動,通過被告人閆某某介紹向羅某購買“開心貸”APP軟件,先后在DG等地租用寫字樓作為辦公地點,在未取得小額金融放貸資質的情況下開展小額網絡放貸活動。

  被告人閆某某接受被告人顏某某的委托后與被告人虢某某將“開心貸”APP介紹、推薦到網絡貸款超市平臺進行推廣、宣傳等。羅某安排技術人員林某甲、王某甲、許某甲等人為“開心貸”APP的使用、維護等提供服務……該犯罪集團使用的“開心貸”APP貸款平臺通過被告人閆某某、虢某某等人介紹、推薦到網絡貸款超市平臺推廣、宣傳,并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錢、貸款數額小、急速放貸等心理,以“急速下款2分鐘到賬”、“無抵押、無擔保、放款快、利息低”等為誘餌進行虛假宣傳,誘使借款人下載APP注冊申請借款。

  被告人閆某某明知被告人顏某某欲從事網絡非法放貸仍介紹被告人顏某某向羅某購買“開心貸”APP軟件,糾集被告人虢某某一同將“開心貸”APP在網絡貸款超市平臺進行推廣、宣傳等被告人虢某某明知被告人顏某某等人從事網絡非法放貸,仍伙同被告人閆某某將“開心貸”APP在網絡貸款超市平臺進行推廣、宣傳等,參與時間較長,且被告人顏某某通過被告人虢某某的賬戶向“貸超”平臺支付推廣、宣傳費用200余萬元。因此,被告人閆某某、虢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犯罪提供廣告推廣、宣傳等幫助。

  本院認為,被告人閆某某、虢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幫助被告人顏某某等人將“開心貸”APP介紹、推薦到“貸超”平臺進行廣告推廣、宣傳等,情節嚴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屬共同犯罪。

  參考案例三:徐某某、戴某某等被控詐騙罪、敲詐勒索罪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2020)魯1723刑初260號

  裁判理由: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被告人陳某、黃某某、林某、薛某、孫某某、朱某某、陳某某、羅某某、周某某等人先后受雇于徐某某、戴某某、高某某領導的杭州SG科技有限公司,明知該公司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套路貸”犯罪活動,仍然為其研發“CS錢包”、“AS錢包”、“TD錢包”等20余款供“套路貸”犯罪活動使用的APP軟件,并且為出售的APP軟件的運行提供風險防控、技術支持。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被告人陳某、黃某某、林某、薛某、孫某某、朱某某、陳某某、羅某某、周某某等人先后受雇于徐某某、戴某某、高騰達控制的杭州SG科技有限公司,其中陳某、黃某某先后任SG公司的總經理;周某某、林某先后任技術總監;孫某某某是客服;財務出納是張馳;薛某做軟件銷售和與MX公司對接;朱某某負責爬蟲技術,將數據傳到服務器里面;羅某某負責數據分析;陳某某負責APP貸款軟件技術開發。陳某、黃某某等上述人員明知該公司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套路貸”犯罪活動,仍然為其研發“CS錢包”、“AS錢包”、“TD錢包”等20余款供“套路貸”犯罪活動使用的APP軟件,并為該APP軟件的運行提供風險防控、技術支持。

  被告人陳某、黃某某、林某、薛某、孫某某、朱某某、陳某某、羅某某、周某某、陳某甲、周某某、饒某某、張某甲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因此,對于涉套路貸案件中,引流推廣平臺涉案人員被控詐騙罪等罪名的案件,應考慮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辯護:

  第一,如果引流推廣平臺相關涉案人員被控詐騙罪,結合全案事實、證據,審查相關涉案人員是否明知對方是在“實施套路貸、詐騙犯罪”或是“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如果在案證據對涉案人員有利,天龍八部sf發布站比如引流推廣平臺是獨立于放貸主體、中立的第三方平臺,與放貸主體之間只是正常的業務合作,引流推廣平臺推廣的內容不必然與詐騙犯罪掛鉤,引流推廣平臺的收益是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則結算,并沒有與放貸主體的非法所得掛鉤等等,則可優先考慮做全案無罪辯護。司法實務中,有類似案件偵查機關并沒有立案偵查,或是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等處理,其根本原因是不少正規的推廣平臺追求的是合法經營,違規只是因為業務審查不嚴等瑕疵問題。

  第二,如果引流推廣平臺相關涉案人員被控詐騙罪,事實、證據又難以支撐全案無罪辯護意見,且涉案人員明知內容到底是“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存在模糊性,可考慮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罪名作為罪輕辯護方向,上述判例即可作為辯護可行性與辯護方向之參考。

  第三,引流推廣平臺被控詐騙罪之外的其他罪名,比如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虛假廣告罪等罪名。僅從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角度來看,引流推廣平臺客觀上為放貸公司提供的幫助行為難以否定,此時涉案人員主觀上的認知內容是值得推定和探討的;此外,幫助行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涉案人員的主從犯地位、數額認定等問題,仍是值得辯護和爭取的。

  第四,部分案件中對于引流推廣平臺的內部人員,也存在罪名認定的差異,比如對于引流推廣平臺的老板、相關部門負責人、直接對接放貸主體的業務人員認定為詐騙罪,將一般員工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此時對于部分被認定為詐騙罪的引流推廣平臺的相關涉案人員,是否可以基于案件事實證據,追求統一按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輕罪進行量刑,同樣可按照前述思路進行探討和爭取。

  為什么此類案件的司法實務中,常常會出現罪名變更,一是部分罪名的界限存在模糊,理論上確實存在可左可右的問題;二是刑事案件的事實、證據,處于動態變化的過程,部分核心證據的變化,就可能影響到全案的定性。

 ?。ㄒ陨蟽热菔菑V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金翰明律師對引流推廣平臺可能涉嫌詐騙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罪名,以及如何進行辯護的歸納和總結,以期對該類案件的辯護提供有益的幫助,歡迎溝通、交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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